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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李润石一般，都是本土派代表，只是聪明地到苏联转了圈，镀了层金后，到苏区后就开始自立山头，同时强烈地排斥留苏派或其他派别对根据地的干扰。
早就和王明那伙人结下死仇的他，那天告黑状时，说出了不少留苏派的黑幕。斯大林对他的“南下方案”嗤之以鼻，看一眼就扔了，但他告瑞金红军三人团，以及告王明那伙人状的内容，却是反复看了又看。
在被黄克点醒后的斯大林眼中，他的这些“黑状”里，反而暗藏着许多平时难以听到的“真话”。
然后他就提前悟到自己被人当凯子和傻子很多年了。斯大林可以容忍你们这帮人薅点羊毛， 但是前提你得给我把事办好了！可是这帮人基本都是志大才疏的废物。
领悟到这一点后，于是有人就开始倒大霉了。这段时间别说是王明份子了，那些在苏联留学的其他国家的代表，甚至是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和“复查”。许多人都被他赶出学校，赶进农场和矿山，去接受苏联苏式的，治疗“小布尔乔亚病”的再教育。
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当小黄克在后世的网友帮助下，弄出了一份详细至极的“根据地建设项目规划报告”，交给斯大林，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的用心，以及“理科生的细致严谨”，顿时挠到正意识到自己被当成傻子而不满，要抓紧钱袋子的斯大林的痒处。
他对这份报告极为满意，给出了“做了非常认真的功课在干革命”的评价，并指示布柳赫尔元帅优先处理此事的批复。
且不说远东海参威那边的苏联红军，正在为筹备向天津运出的第一批援共物资大作准备时，来到延安的小黄克，在第二天一早就重点参观了新建延安军工厂。
此时的军工厂，其实只能说是军械修理所，在黄克到来前，大部分的设备都是从榆林那儿迁过来的。勉强能够修理枪械，以及少量的复装子弹——由于设备有限，一天能复装的子弹也就是上千发。黄克从南昌带回来的那些设备，让军工厂的负责人欢喜得差点跳到天上去。当天黄克亲自下场，仗着自己高级技工的能力，强行车出多个结构复杂的零件，修好了榆林之战时损坏的数挺水冷式机枪。而后在他的指点下，将一挺水冷式机枪装在了CV33坦克上先将就着使用。
黄克在延安也只停留了不到一天，就在当天下午乘飞机返回西安。然后“装成”刚到西安的模样，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为他准备的洗尘宴。第二天，他在二人的陪下去了当地二郎山。
两个月不见，现在的二郎山已经变成了一个工地。上千名的工人正在这儿劳作，主要做的活，就是不停地挖山洞。在黄克要求下，西安市周围的几座山，都在不停地挖掘防空山洞。
“山洞上方的土层厚度，要能达到最少可以抵御250公斤炸弹轰炸的标准。”
“山洞要足够宽大够深，能塞机器进去！”
所有的费用，全是黄克自己掏钱出的，而负责管理预算审核的，却是中共的地下党。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则负责出人。
西安这边本就有一所正在扩建中的西北大学（原1936年成立）。其原型是晚清和民国时留下来的旧学堂。918后，入关的东北大学转移至此，教室不足需要扩建，学员正是东北的流亡学生。
黄克和张学良达成合作协议后，拿到大笔资金资助的这所学校，不但教室的建设速度加快，甚至还加建了学生专用宿舍。
除了原西北大学旧址外，二郎山附近也有一座学校正在建设中。按黄克的要求，这些新建的学校教室和学生校舍，全是“一层”的平房——只要不漏雨，不漏风，采光好就行。
原因很简单：未来的抗战，这些房子迟早都会被日本飞机炸掉，花太多钱没必要。
而等平津地区战事一起，早有准备的西安这边只要发出声音，整个平津地区的大学很容易就被吸引过来。
历史北平地区的学校在七七事变后都是迁移到这里，但现实黄克提前准备，提早投资，到时候在教育圈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会更大。在黄克和红军看来，借张学良的马甲在西安搞出大学城，才是从东北军身上能收割到的“最具价值”的好处，因为这些有文化的学生，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至于黄克私下对张杨说会在这儿建兵工厂——但这话是要打折的。
军工厂会有，但也就是修修枪械，撑死小五金级别。真正的军工重心根本不会建在陕北这个可以被鬼子飞机反复轰炸的危险地带。
但黄克在这里搞大建设的姿态不能不摆出来——因未来大量的重型设备都要通过铁路运入西安，许多是瞒